半个世纪以来，我致力于了解中国与提高西方群众对中国的了解。如今，努力得到承认，我深感荣幸。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筹办的论坛上获奖，更是一份特别的荣耀。上海社科院在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哈佛大学观察美国政府的动向时，我们感到自己比华盛顿特区的学者们多了一个旁观者清的位置优势。首都的学者们往往更直接地去呼应政府的情绪。我觉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地处首都之外，也因此在思想上获得了一种有益的距离。

上世纪60年代，我开始从外部研究中国。当时，我强烈地希望，某一天，我能够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70年代时，梦想终于成真。我记得，随着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启动学术交流，我于80年代数次访问了上海社科院。贵院张仲礼院长的领导让我印象非常深刻。50年代，张院长放弃了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前程似锦的事业，华盛顿大学是美国一流的亚洲研究中心之一。张院长归国后，协助上海社科院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

随着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美国人研究美国社会，其他国家学者也研究美国，并带来了不同的视角，我们从中获益良多。同样，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我们也希望他们也能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中获得启发。我在退休后，花了十年时间研究邓小平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各界承认我努力向西方解释中国，我也客观上介入了中国国内的有关讨论，这让我深受感动。我将与中国学者一起进一步理解邓小平时代，并研究邓小平时代如何改变了中国。不亦乐乎！

（梅俊杰译，傅高义教授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