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领导、同事、朋友们：

  获得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奖项令我深感荣幸，也为世界各地研究中国文化的同道们感到高兴。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值得嘉奖的学术成就，那完全是得益于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汉学界数代热爱中国文化的杰出的先辈学者们研习、积累与传承的结果。而这一优良的传统还在继续发扬光大。如今，不仅巴黎好几所大学设有中国文化讲座教席，聚集众多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前来学习交流，同时他们还与各个中国学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这一奖励应属于欧洲的新老同道同行们。

  至于我自己，从阿姆斯特丹中学毕业之后，进入了法国巴黎大学，那是我与中国结下缘分的开端。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为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我前往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学习历程。

  从那时以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穷尽一生研究道教，包括其哲学、历史、科仪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我学习道教，是因为我在法国的老师研究道教。在他们的讲课中，中国本土的哲学和宗教是传统研究课题。从一开始，道教研究就是法国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汉学的开创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年），作为在欧洲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首位训练有素的汉学家，不仅翻译了《老子》，而且完整翻译了《太上感应篇》及其注疏。真正科学的道教研究从此兴起，其中的学术大家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及其学生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年），以及他们的学生同时也是我的老师石泰安（Rolf A. Stein，1911-1999年）和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1910-2002年）。在这个谱系中，我算是法国汉学领域中的第四代研究者。

  此时此刻，我也应该感谢使我今天能够到场参会的人们。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道根教授，还有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秘书长王振教授，以及多年来给予我支持的福州大学。

  同时，我也深深地怀念约60年前教我古汉语的导师張馥蕊教授、我在巴黎大学的老师石泰安（Rolf A. Stein）教授和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教授，还有：饶宗颐教授，他在1962年之后指导我在中国的研究及欧洲科学基金会的道藏项目；凌纯声教授，他是了不起的民族学家，曾受教于葛兰言（Marcel Granet）教授门下；任继愈教授、汤一介教授、侯仁之教授以及其他许多同样已经谢世，但我将永远深切感念的人们。最后，请允许我感谢妻子袁冰凌教授对我的所有照顾与支持，以及我们出色的助理卢雯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