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回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并非常荣幸地接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本人能够获奖，说明中国方面已将一名外交工作者和私营部门管理者纳入学术荣誉者行列。这一趋势让人欣喜，这意味着，那些实际主管外交关系的人士，能够与高瞻远瞩地研究和分析外交关系的学者一道，为这一领域作出贡献。

我已经参加过五次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都是我个人从事中国研究的良师益友，我得到了上海社科院张仲礼院长、尹继佐院长等历任领导的指教。李轶海先生带领的团队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翻译了我的回忆录《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并促成了该书在中国的出版。

1972年我随尼克松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并与亨利·基辛格博士共事，在1973年设立了早期的美国对华联络处，因此我目睹了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轨迹。以往25年里，我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往，这种交往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基石。多年来，曾经微不足道、毫不起眼的这些关系已经变得举足轻重，获得了重大的战略意义。贸易、投资、旅游、体育、文化、科学、教育已成为中美两国政府高层战略磋商的常设议题。不过，尽管政府设定了合作基调和法律框架，但这些关系却大多由个人或私人机构在进行日常管理。

从事两国关系日常管理的实际工作者往往有其不同的视角，不同于学术界和媒体上高瞻远瞩地研究并提供观点的分析人士。我就是实际工作者之一，几十年来，我跟那些文化机构密切协作，它们在中美之间互动了几十年，培养了彼此的信任，从而能在两国政府战略上缺乏信任的时候维持我们的关系。

中美双方各自的政策转变如今正在威胁两国互相依存的关系，日益放大的冲突和猜疑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贸易和投资。中国表示，美国的政策执意要阻碍中国的发展，阻止其获得应有的大国地位。我们则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此外，双方的安全官员都视对方为敌手。

我常常被问及，在已经改变和重塑世界近50年后，中美关系是否可以经受住这些压力？我坚信是可以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我相信不是的。中国太大，无法遏制，中美关系太复杂，无法脱钩。我们打交道已经数十年，既彼此竞争，也相互合作，同时一起处理出现的严重危机。我本人，以及众多的美国学者和专家最近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不要把中国当成敌手。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把重点放在务实的解决方案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声明上。我们必须努力处理那些令我们对立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巨大贸易失衡、汇率、知识产权，以及在世界各地的争夺。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放手让中美两国人民追寻其共同利益，促进两个社会能够（用基辛格的话说）“共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