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一直在寻找新的世界秩序概念。美国政权的性质使其军事力量上的全面优势令不少国家感到畏惧，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并未将美国模式作为其唯一可能的发展模式的国家而言，这也是一种挑战。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其惊人的经济发展和某些政治社会特征，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发展的新“模式”，并且是否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同时使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免于超级强权的特征。

如今，中国的大国之路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它正面临三大抉择：

中国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集团，但和之前它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相比，其对抗性较低，敌对度也更低，但在核心利益的维护上却更为强硬；中国接受G2的逻辑，这是某种中美共治世界的概念，它并寻求对二流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以保护超级大国的利益；中国在中长期上站在反对美国的前列，拒绝成为超级大国。这一选择似乎正是如今中国的选择，但在具有能源缩减和环境恶化等挑战的二十一世纪，中国能否坚持这一选择却是个问题。

是只关心国内问题并奉行工具性的外交政策，还是介入对中国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但在西方大国看来却属于全球利益的事务，中国无疑正处这两难之间。

如今，中国崛起战略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我们所称的文化问题：西方领导人和公众舆论如何接受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国家即将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事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陌生的。双方的价值判断参照体系在世界各地处处对立：共同利益与单边利益、对立与改革、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与直接干涉。

但如果中国真要成为非典型的超级大国并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与和谐，那就要重新考虑其如今向美国挂靠的倾向了。中国已开始在政治上忽略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经济和贸易上，并将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这一政策正开始忽视越来越多的个人乃至公众意见。能源外交、自然资源外交、安抚美国外交，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冲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的，从而最终威胁到世界和谐的官方政策。这一做法也将使那些发展中国家回归西方，因为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价值体系相比，西方对他们而言还是更接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