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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前，思想史家列文森在自己关于梁启超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的经典研究中，论述了为何“现代”与“中国性”不可能并存的原因。列文森的论著，深受19世纪德国社会理论的启发，自其初版问世后，就不断受到学界的评判和重估。在整个20世纪的进程中，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议题也是学者争论的焦点。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转型，促使学者们从新的角度重新构思文化上的问题。中国的现代性离不开跨国连接的建立，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一连串新的问题。我在此次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主要是关于美国历史学家对现代中国城市形态、市民文化和中国大学知识的制度化等问题的研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此，我将更多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做出回答。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当下的语境中提出“中国的现代性”仍然是成问题的？与列文森提出的问题相比，我们今天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正在展开的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