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说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同时，中外中国学交流也在增加。但是，中国学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的情况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则有一种强烈的驱动力，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不过，各种努力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西方和中国的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互相不了解。结果，越来越呈现出“同床异梦”的状态。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学所面临的瓶颈和讨论克服这些瓶颈的可能的方法。本文认为，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意识形态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而现存西方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要西方学者来修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存在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最大的责任在于中国学者身上。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他们扮演的只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这当然也是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