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指出，暂且抛开所谓“中国模式”不谈，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有效真切地解释中国这30年的改革道路和经验？二是中国的发展如何面对当下的世界？

现今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集中围绕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政治方面，赞同者认为中国是一党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反对者认为没有多党竞争；其次在社会层面，赞同者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很稳定，反对者认为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再次是经济层面，赞同者认为中国是国家的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反对者认为在国家干预下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最后是国际层面，赞同者认为我们是独立自主不侵略，反对者认为我们在环保、人权问题上没有承担大国责任。这些争论本身具有两个特点：都是自上而下来看中国的改革，并且都是宏观地从制度、体制、战略层面来考虑问题。但是事实证明，从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三十多年里，出现了很多成功的经济模式，例如温州个体经济模式，苏南经济模式，广东、上海经济模式等等，这些完全不是中国那些制度政策文本就可以解释的，中国这30年发展都是历史性的东西，都是中国人民生存性智慧的结果，恰恰是对制度安排，对体制，对政策回应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简单认知中国人民的生存性智慧。究竟如何认识中国，也绝不能够简单地从宏观层面，制度层面来剖析，我们常常忽略中国人言和行之间的高度智慧，这都是模式之外的东西，我们需要反思：中国这30年到底是如何让改革成功发生的？

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发展，是嵌入在全球化时代当中的一个发展，因此我们还必须思考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很多观点基本上认为中国虽然在全球化时代，但仍未脱离民族国家体系——这是老的世界观。今天我们进入的世界已经改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主要的任务不再是民族国家建设，而是一个国家全球的建设进程，这个世界不存在世界观。对中国来说，我们尚未完成前面世界民族国家的建设任务，又面临新的全球化现状。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中国面对的是两个前后交叠在一起的世界，如何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中国的发展如何为构建新世界观做出自己的贡献？这远非一个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艰巨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