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包罗至广，一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皆属中国学范畴。但就其学术系谱而言，又有域外和本土之别。由于植根于不同的语境和精神传统，本土的中国学和域外的中国学在立场、理路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在对中国的具体解读上亦因时因地因人而存在巨大歧异。域外中国学乃是一种域外特别是西方的学问，是西方乃至整个域外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只是实证的知识学对象和“他者”。就其源流而言，域外中国学由汉学脱胎而来，原本是极边缘的一种学问，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的大国和平发展而为经济的大国、政治的大国和文化的大国，域外中国学遂开始由边缘走向中心，并日益呈现出它的世界性。相比较而言，本土的中国学则显得名不立而实不彰，迄今未能从本土经验中提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有意义的问题”，进而在揽镜自鉴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更具解释力的学理，因而也就无法与域外中国研究的主流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本文拟着重讨论三个问题：一，从国学研究的视域盲区看从国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二，如何立足本土经验，博采众长，重释中国之道，并以此为本土中国学的根本旨趣和学科使命；三，检讨和反思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弊端，探讨中国研究走向通贯的研究和整体的研究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