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常被视为社会变迁进程中的指示器。P.Sorokin将20世纪早期的俄罗斯社会视为理想实验室，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之后发生社会动荡的先决条件。由于战流离导致的社会动荡替代了原本低流动率的社会秩序。革命正是这种社会变迁的另一个例证，表明社会变迁的本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混乱时期之后是社会结构形式的恢复，以及伴随着开放新阶段而来的社会流动。S.Lipset 和R.Bendix在继承Sorokin流动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发展理念。发达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体现为大规模的迁徙。城市化进程是对社会传承的破坏过程。后期的研究者对当代社会提出更多质疑。J.Golthorpe的流动模式证实了一种稳定的流动状态。大规模向上流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欧洲社会的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一场零和博弈：向上和向下的流动达成了一种平衡。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引出以下这些分析假设。一，社会流动模式由社会变迁的特征所决定。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导致流动的混乱，从而产生一种新形式的稳定。在新的背景下，能者多酬，而与新规则背道而驰的行为将受到惩罚。二，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流动机会在增长。城市化与工业化导致高流动性。在已开发阶段的流动机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三，流动模式不利于社会精英工程的本质。中产阶级更加重视工业、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显然，目前深受俄罗斯精英们青睐的能源计划对于日益增长的流动模式并没有什么帮助。

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中俄合作的比较项目基础上，这一项目聚焦于两国的两座城市，分别为中国的上海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在每座城市，对18岁以上人口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上海的样本数量为1600个访问对象，圣彼得堡为1300个。本文侧重于代际流动的分析。从总体中挑选出四类对象：非体力劳动熟练工，非体力劳动普通工，体力劳动熟练工和体力劳动非熟练工。调查总体被分为三个年龄组：30岁以下，30至39岁，50岁或50岁以上。研究总体被分为三个年龄组：30岁以下，30至39岁，50岁或50岁以上。圣彼得堡的数据分析显示出在职业和教育资源方面的传承趋势。职业地位的保留形式与体力劳动群体中的普遍传承倾向是互相矛盾的。他们分为两类：一类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另一类则经历了向下流动。在上海，代际流动反映了现代化进程的特征。与他们的父母相比较，绝大多数市民的职业地位得到了提升。然而，也存在明显的封闭倾向。比起体力劳动群体，技术工群体更倾向于地位的再生产。组内分析显示，在圣彼得堡，高级技工群体的封闭趋势显著。在上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青年群体中，父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地位的再生产处于上升趋势。本研究强调，两座城市的改革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圣彼得堡的前身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工业产能的大量损失导致技术工作者向下的代际流动。在上海，技术工群体显示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是受教育群体的封闭倾向在年轻一代中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