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变化。卓有远见的西方学者正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某些普世价值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世界性问题。我想举三个例子：（一）是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天下体系”即从“天下—国（诸侯）—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这种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排除了绝对的“文明的冲突”，可以替代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受到学界重视。（二）是关于对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重新思考。中国文化是“情本体”， 如果回归到“情”这个中国文化最自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加以新的创造和诠释，也许可以与西方强调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相并行，开创一个以审美情怀为核心的提升人类精神世界的新的平台。（三）是关于正在发展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解构思潮轰毁了过去笼罩一切的“大叙述”， 也使一切都零碎化、浮面化。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其倡导者之一约翰•科布认为，这与中国传统的许多思想都是“深度”相通的；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警惕自以为“中国文化能拯救全世界”的夸张之论，有些人甚至以为中国中心论将取代西方中心论；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更自觉吸取不同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以丰富和更新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