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需要注意现代中国的“三个内情”和“三个难题”。所谓“三个内情”，即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还具有作为帝国的悠久历史传统。所谓“三个难题”即现代中国的特性、振幅大小，以及有关中国的信息不足与随意性。 现代中国研究十分复杂，对此我提出以下三个主要研究心得（三个挑战）：（1）用三元结构（城市/半农村/农村、工人/农民工/农民、国家/半市场/市场）而非二元对立的坐标轴来理解中国。（2）重视中国的亚洲化问题，即在与亚洲各国的比较中理解中国。比如在政府、社会与政党体制的互动方面，我在《亚洲政治学导论》一文中曾比较过中国共产党与1980至19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党（Golkar）。（3）从制度化的视角审视中国。我在2009年的《从制度化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文中曾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策上的变化很多，但很少把这些政策加以制度化。我们应当在研究中重点关注中国未来的制度性变更。 我认为，目前，当代中国研究中存在四种模式（或称方法）：（1）“普世性的近代化模式”：该模式在承认各种“中国特色”的同时，主张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化与市场化。比如，请愿制度的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废止，财产权、土地所有权的法制化等。这种模式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发展目标是趋向普世性的现代社会。（2）“东亚模式”：该模式作为分析方法和远景目标都十分有用，不过中国学者对此的看法很微妙。比如北京大学的陈峰君先生提出，权威主义是东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过渡性体制”，但同时又高度评价东亚、特别是台湾经验，把它作为走向“亚洲型民主政治体制”的渐进过程。（3）“回归传统模式”：该模式认为，民主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康晓光在2007年曾撰文指出，199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大陆形成了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及文化资源的“精英联盟”，出现了“行政吸收政治”以保障政治稳定的状况。因此，康晓光等学者倡导向传统及儒学价值观的回归。（4）“中国就是中国”的模式：该模式强调现代中国的特殊性，近代西欧、传统中国、以及东亚经验都不能作为引证的基准。这也是我的三元结构论所坚持的模式。目前中国学界热议的“中国模式”，可能催生出研究当代中国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