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1日上午，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一圆桌会议第一场发言结束后，担任本场点评的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指出，张维为教授发言中提到的“综合创新”的概念非常重要。可以参见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讨论中西马哲学传统的关系时提出“综合创新”的命题。还可以联想到冯契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结论：相对来说，西方有比较强的形式逻辑传统，它注重“分析”；而中国有比较强的辩证逻辑传统，它注重综合。这也是冯契对李约瑟总结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哲学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有较强的辩证逻辑传统，但最完整的辩证逻辑体系，恰恰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这是我们在对分析和综合、分与合进行文化比较的时候，要考虑到的情况。
童世骏教授指出，近年来，至少在科技领域，学者和领导们讲得比较多的两个概念与此有关。一个是“协同创新”，那是创新主体的角度来说的，另一个是“原始性创新”，那是从创新质量和水平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针对我们的现状而言的。我们目前在科技领域的“原始性创新”是不够的，在政治经济领域能否这样说？或许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原始性创新”？但不管怎么样，“综合创新”确实是理解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角度，它既解释了我们过去之所以成功，同时也表明我们要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功，还要进一步综合创新，并且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进行让别人也能够得益的原始性创新。
本场几个报告从不同角度讨论对中国道路，有的偏重意识形态话语，有的偏重现代性话语，有的偏重文明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关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左右之争；现代性话语关注现代化的程度和性质，现代性是否健康；而文明话语则关注文明对话或者文明冲突。
在任何民族的语言中都有三个最基本的动词，doing, having, 和being，分别涉及“做何事”（对错）的问题、“有何物”（多少）的问题，“是何人”（你我）的问题。意识形态话语、现代性话语和文明话语大概可以看做是分别对应于这三个问题。
这里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最重要作用提供进步理想，但如果只理解为“对错”，就会陷入（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封闭；现代性的最明显作用是创造物质财富，但如果只理解为是回答“多少”问题，就会走向（现代性模式的）片面和病态；文明最重要作用是提供集体认同，但如果只理解为“你我”，就会强化（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当今世界的一些情况，或许可以从上述角度来加以理解。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考虑的做法（如盲目支持颜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非西方地区一些原有的政治主体；西方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做法（因消费主义而如虎添翼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西方社会自身的道义合法性；西方出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考虑的做法（右派的排外主义和左派的“政治正确”），则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国境内外都强化所谓“文明冲突”。
就欧洲而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化，造成了欧洲内部各地区之间和各人群之间的贫富差别的加大；政治一体化的虚化，造成各国在移民政策、对外政策和反恐战略等方面步调不一；文化上的多元化，造成“后世俗化时代”特有的虚无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并存现象。
面对外部世界和其他地区的这些情况，我们一方面有理由更加坚定对自己道路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有理由更加提高向别人学习的开放性。这个想法可以从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角度来说明
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要避免对意识形态话语、现代性话语和文明话语做封闭的、静止的理解；在分别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三个话语以及它们所在的相关领域之间的深刻互动。比方说，今天我们讨论什么是中国文明，什么是西方文明，如果不放到现代化过程当中，不放到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是没有办法做出确切回答的。不仅对中国文明未来的展望，而且对中国文明过去的评价，也取决于今天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我们，取决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取决于我们的实践探索是怎么样的。
从积极的方面讲，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也可以说心安理得地继承和发扬西方人讲得非常多的“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认真学习他们与这些价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要克服对这三个价值的简单的、片面的甚至扭曲的理解，处理好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关系、处理好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关系、处理好抽象团结与具体团结的关系。同时，除了这三个可以说是古典的现代价值以外，我们还要重视三个在当代世界特别重要的价值：安全（security），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这三个价值在当今世界也具有普世性，但相对来说，从这三个价值来理解，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论证。当然，对这三个价值，也要努力做全面的理解，比如安全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可持续性包括生态的和人文的，多样性包括个体的和群体的。
（观察员 牛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