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述评式地总结美国对于中国族群问题的学术研究，其中的多数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最近的研究，既包括民族志（描述性的）也包括民族学（理论性的）。一个研究取向是许多研究关注社会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因素如何塑造特定族群和决定具有普遍性的民族现象。这种研究取向揭示了现代中国族群的重要方面。当然揭示中国族群重要方面的研究是基于美国固有的一些文化理解，这些文化理解常常潜移默化地溶入学者们描述性的分析之中。但这些本不应该丢失的文化理解却湮没在近期美国人类学后现代主义强调―表象‖（representation）和―反身性‖ （reflexivity）的学术思潮中。我的评介中所要总结的另一个主题是，美国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见地，尤其是异常错综复杂，研究者本人（美国人类学家）和他们研究的客体（中国族群）都满着矛盾。

正是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使中国族群问题的研究发生了质的转变。比如，从长期延用的斯大林的―民族‖（nationality）定义转变到美国学界更惯用的‚族群?一词（ethnicity），这成为近几十年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美国人类学惯用的、由功能主义衍生而来中的―族群‖一词具有自属性，它较少专注于权威和客观的文化，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族群自觉划定的社会界限以及族群自我形成的社会过程。就中国而言，显然族群生成（族群经历并神秘化为民族原生）是受国家干涉和支配的。这个干涉的过程十分复杂，因为它涉及到政治考量、历史上的承诺、现代化、国家建立以及平民的串通和野心，这是美国人类学家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一个主线。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尽管官方上―汉族‖包括进五十六个民族，但是很少被作为一个族群来研究，汉族和非汉族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由于汉族内部的复杂性，比如客家话等方言群的存在而处于困境。南方的方言群落对于任何研究中国族群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族群的现状及美国相应的研究与以前的中国建构有很大的区别。前现代化的中国建制是地域、本土、方言差异错综交织的复合体，对于这种错综交织的复合体的总体划分是基于每个群体对于某个特定王朝的依附和效忠；实际上最初的具有民族含义的称号如‚汉人?（汉朝的人）和领南人惯用的自称―唐人?（唐朝的人）都是源于朝代的名称。这些特殊的族群身份还很少被研究，然而它们可能吻合高度凸显的社会整合性，这种整合性即使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