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巴西里约热内卢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巴西弗卢米伦斯联邦大学终身教授
联合国“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课题组协调人
长期结构性危机
有关生产方式结构性危机的理念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在展示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发现后，提到了一种他描述为“社会革命时代”的历史状况，这一革命时代指的是可被定义为结构性长期危机。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人们可以在这个以及其他文本中看到，马克思设想的并非某种立竿见影的生产方式变更，而是经由某种长期历史过程而发生的变革。他随后说得更清楚，说道：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生产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在这一精心撰写的文章中，马克思并没有接受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理念，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第二国际曾开始讨论“最终崩溃”问题。以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方式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进程，包括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异的客服、国家与政治的废除、社会阶级的消亡，在出现之前，将有一个过渡性社会形态，这一形态后被称为“社会主义”。
在这个过渡性社会形态中，国家将依然存在，为的是能够强制性地改造整个法律体系、所有意识形态机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教育体系，能够争取生产力最高程度的发展，以便经济进入极大丰富的状态并借此取代原来稀缺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对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意味着压制和专政，对马克思，情况也颇为类似。在马克思的理解中，推翻资本主义就是结束人类前史，就是迎来人类历史的开端。
显然，全球范围内急速的社会改造不可能立即展开，同时，进行这种改造的社会形态不可能是某个单一独特的模式，因为这种改造必然发生在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其中的政治组织方式、力量关系也各有千秋。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关于改造过程是单一的、是同时发生的这一观念。不过，阶级斗争的进退情况，其在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不同表现，以及阶级斗争的发生范围，各地区和各国家内部的不同情况的确需要加以考虑。
因此，我们必须假定，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及与之并存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应当努力适应自身内部变革力量的进步，这些革命力量有望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他几份纲领性文件中指出，资本主义可能采取某些手段，不断地适应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本来就隐含了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
由系统内部矛盾而产生的适应机制总是靠不住的
马克思提到了三种核心机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可望借助这些机制，抵制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从而保持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竞争，加之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必然造成利润率的下降。
据观察，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需求，总是力图实现市场垄断，毕竟垄断机制有助于抵抗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有借助生产的垄断化和生产资料的积累，才可能创造集中在垄断企业中的高利润。在历史上，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型公司，资本在公司中日益将企业管理交托给企业管理层，而这些专业管理人士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造成了具体生产单位中矛盾不断上升，有的倾向于追求资本的增值，有的则倾向于追求利润的分配。
《资本论》早已论述了垄断和寡头市场的确立问题，将之称为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一种趋势。为维持垄断条件下的高利润率，需要得到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的支撑，这样才能大大减少社会必要的活劳动时间，这种活劳动的减少是相对于死劳动、固化的设备、机器，以及工人加工的商品而言的。
所有这些导致有必要增加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寻求恰当的科技知识，将之投入于私有财产的控制之下，从而与资本浇铸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提出，有必要通过当时正在兴起的股份公司而让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成社会化，而且它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垄断将拓展到整个经济体系，后来确实这样发生了。
很明显，甚至是如今生存下来的小块农地制度，也是在资本垄断控制下被重新改造过了。资本以及为之服务的国家垄断，或者控制着原料，或者控制着产品需求，或者控制着所用的技术，或者控制着市场，从而控制着经济中的每一个部分。资本的集中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至关重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面对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不断地追求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提升，减少着货物中包含的价值，增加着要不断提高利润率的压力，利润率大幅增加着相对于工人价值而言的巨额剩余价值。
一方面生产率在提高，经济在增长，另一方面产品的价值在降低，同时还有价格的操控、对价值规律的系统性违背、市场的垄断、对知识进步的控制、技术的垄断。在这一辩证运动中，私有财产的自我毁灭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只有雇员及其组织的增加才是抵抗这一逻辑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发现，体现于第一和第二国际的创立，它们最终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身上扎下了根。这种政党在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中都确立了，而在美国，社会主义党未能固化为一个第三党。工人政党刚开始遭受了严厉的压制，但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政治生活，先是在欧洲，再是在美国，最终在全世界，并且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自由派理论最终在其现代政治制度概念中，吸纳了原先曾经否认或者忽略的政党概念，而且还吸纳了随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确立的多党制和政府轮替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认识到，只有政府能够支持资本主义法治的这些趋势，去否定其自身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恩格斯将此称为“集体资本家”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时放弃了由负责任的国家来仅仅维持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这样形象。他们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积累法则之下的变化在理论上清楚地表明，现代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代理人。
在《资本论》及其他几个文本中，马克思也理解到了外贸和殖民地的作用，将之视为抵抗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因素。但不管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从理论角度系统地阐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观点。正是制度主义者霍布森和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开始系统论述了这个新现象，他们的著作明确影响了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的古典著作。
当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和列宁能够看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变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能够在世界大战这样的生产力大破坏的阶段依然存活下来。世界大战中，装备和生产资料得到大规模摧毁，尤其是作为主要生产力的劳动力也遭残害。
1914-1918年开启了长期的危机，一直延续到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几场革命，如墨西哥革命和俄国革命，还有自1929-1945年的萧条和破坏时期。这一长期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防守的阶段。要想维持下去，只能将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抬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自1930年以来，主要作为对1929年危机的反应，出现了三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其一，“福利国家”形式，先有罗斯福的新政起始，在打败纳粹后也在欧洲特别是在瑞典等北欧国家得到实行。这是资本主义向社会化让步的政策，这一做法从30年代以来一路扩展、延绵不绝，只有近期才因新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而遭遇挫折。
其二，纳粹国家形式，得到了恐怖国家、战争资本主义、长远看不可持的生产关系所支撑，最后一点是指德国在所征服的国家中大举推行了“自我毁灭”的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并不包括劳工的再生产，因为营养不良的奴隶被消灭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最终成为日用品的原料。
纳粹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拓展了资本主义，但在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上被打败了。然而，纳粹主义的头面人物，如哲学领域的海德格尔、诗歌领域的艾兹拉·庞德，以及经济领域中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之争，继续对当代思想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纳粹主义也在第三世界国家大行其道，表现为威权主义政体和极权主义政权得以建立并试图推进其军事诉求，1960-1980年间，关于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被移植到了拉美和亚洲。
其三，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形式，是为了在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机制。计划手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就，特别是对于经济所的“科学”则更是如此。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成功戏剧般地表明，集体财产制在创造新的生产力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到70年代和80年代，实现“发达社会主义”时遭遇了困难，这导致在80年代出现了强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局。在意识形态方面，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决中，取得了“冷战”的胜利。
资本主义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形式终于引发了“系统性结构危机”。由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终究存在着一个限度，人们便提出了创见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910年，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触发了一场辩论，他提出了存在着资本主义演变为超级帝国主义这种趋势。希法亭在其最后阶段构想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理念。
但列宁认为这些论断只是现有趋势的逻辑推演而已，没有采用辨证的观点去分析有关矛盾，这些矛盾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解决方案”。在其1922年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即被迫依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去保证革命不至于失败。
普列奥布拉仁斯基1926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议充分承认了这些矛盾，不过他相信国家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优势，当然，他也认为国家面临着人们对强制社会化以及自上而下工业化的抵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出了某种非常严厉和激进的想法，即将农民所创造的剩余物转移给城市，这些剩余物将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投资来源。按照这一构想，应当在苏联创立一个工业基础，从而支撑在欧洲失败了的社会革命，避免中国及其他殖民地世界中民族民主革命所遭遇的困难。
尽管国家内部存在着各种力量间的对立情绪，但这一艰难的历史选择还是使得苏联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纳粹的军国主义。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在苏联取得反对纳粹的伟大胜利后，巴顿随即向柏林发动攻击，以便阻止红军。此外，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也旨在阻止苏联在亚洲的进军。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威胁之下，不得不迈向福利国家体制。而依附性的欠发达国家总体上试图效仿那些民主的民族国家，像墨西哥和印度这些国家都将“五年计划”融入其国家经济管理中，哪怕它们在政治上摈弃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殖民世界在全球战斗中开启了一条新的战线，即争取民族解放并在世界上确立民主的民族国家，直到它们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前都是如此。在这一新的战斗开始时，弱小国家高度赞赏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一做法已在苏联证明是一项极其有效的原始积累政策，并且在军事方面也展现了它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效性。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性危机有了深化。中国、朝鲜、越南等国革命的胜利，拉美社会革命在玻利维亚（1952年）、危地马拉（1954年）、古巴（1958年）的扩展，进一步激发了反殖民斗争中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胜利。印度的甘地通过其接班人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都宣布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也从墨西哥革命、“土耳其青年党”及其他历史经验中获得了灵感，其重点就是要借助强大的国家，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来进行原始积累。
在1955年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之后，新的社会议题和纲领继续出现，形成了成功的“不结盟运动”，其宗旨是要反对美国和英国为阻止苏联威胁而打造的冷战。最终，这场运动在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大获全胜。然而，这一和平战略收场时，在苏联却出现了一批推行私有化的精英，它们屈服于反对势力，追随新自由主义理念，视其为“独到的思想”。80年代和90年代资本一方的攻势导致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但任何人只要细擦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它将失败，我自己在数个场合曾这样做过。
不言而喻的是，向社会主义更高形态的转型意味着应该抛弃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曾把社会主义视为某种全人类都应效仿的模式，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充满缺点的过渡形态。斯大林模式试图固化那些资本原始积累而造成的社会分层结构，须知，这些结构还曾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困难、为保卫革命而展开的内战，以及二次大战和冷战的巨大代价而被强化和扭曲。毫无疑问，应当设法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进行转变，可是，这种转变却牺牲在新自由主义所施加的经济冒险主义身上。
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会使人们的不安全感达到极端的高度，意识形态则会强化既有的思维倾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极权主义资本主义的经历让世界大多数人深受其害并忧心忡忡，人们寻求通过科技革命而开掘新的生产力。科技革命从1940年代起始，以后得到了长足进步，但其所引发的威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核灾难的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恐惧，核大国松散的组织无法对之加以有效控制。同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力量几已威胁到了地球自身。世界市场和私有财产已经危机人类的存续。
尽管我们在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但如今的反动氛围却力图让社会科学家们避而不见资本主义机构性危机在继续发展这一事实。在此，我必须作出个人声明。基于本人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重温和深刻阅读，也基于本人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康德拉基耶夫、凯恩斯、熊彼特等多人）的参阅，特别是基于拉美经济委员会和几位第三世界学者的有关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秉承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依附论理论成果的延续性，并且考虑到拉美民主革命领导人所提出的思想，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理论和分析立场，坚决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坚定地信奉由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所展示的诠释力量和思想方向。我们也崇尚其他一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著作对于资本的危机，对于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威胁，展现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怀。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理论的三部曲
以往十年中，我能够将自己就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问题所作的思考及其成果作了系统整理，这一工作体现于我已发表的关于社会科学和当代世界的三部曲中。首先，我出版了阐述依附论的一本书：《评估与视角》此书首版于2000年。在这本书中，我强调了拉美的思想传统，即试图把欠发达问题的背景从局部和国家历史的层面转移开来，将其当作全球普遍问题来加以考虑。根据我们的研究，欠发达问题再也不能被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或封建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而应该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在创生时进行原始积累所造成的后果。奴隶贸易、贵金属开采、热带香料、对土著的剥削、与殖民地的巨额贸易，构成了财富积累中的关键因素，这种积累使得欧洲能够不仅奴役大多数人类，而且也引发了各种变迁并迎来了工业革命，让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就是通过剩余价值而对“自由”或雇佣工人进行绝对和相对的剥削。
社会科学一直致力于向境况悲惨的殖民地人民解释，如何过上殖民者那样的生活水准，而同时又不必像殖民地那样曾经从事对外殖民，也不必像新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如今那样进行控制。这样的社会科学是极其变态的。我们已经揭开了思想变态和学术把戏的面纱，开始把我们经济、社会、文化的欠发达与其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依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我们的经济从属于某种国际分工，让最赢利和最关键的经济活动交给了全球强权中心。通过展示这种屈服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我们揭示了依附性资本主义超级剥削机制的本质，揭示了收入的集中化以及经济上的排他性，由此指明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展开必然要求消除上述超级剥削机制。我的这本书也勾画了这一拉美理论创新对每一片大陆包括核心国家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这引发了社会科学原理的重新构建。人们因此更加系统地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进一步依据世界体系观念而就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出新的理论。分析范式上的这种变化让人耳目一新，使人开始以新的视角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并希望强烈地改造社会科学。
《开放社会科学委员会报告》曾归纳了这些变化，该委员会由时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的沃勒斯坦召集。我们也试图在报告中表明，新自由主义要让我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其资本主义现代化轨道上，从而让我们的地区再次跌入依附的泥潭。我们的新视角现在已为众人所接受，构成了左翼意识形态基础，使之能够对抗新自由主义。这一进展最为成熟地体现于巴西总统卡多索的政府，卡多索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遭遇到曾经的失利，但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后，我详细研究了与资本主义一起诞生、如今经历着根本性改变的全球经济。在我三部曲的第二本书《世界经济与拉美的区域一体化》（2004年）中，我考察了当代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资本的循环运动。
我也能够在有关该问题的几项研究中指出，现在已经开启了拉美一体化的机会。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会引发区域化过程，对于像拉美和加勒比海这样的文化独特区域而言，区域化是抵抗全球化的必由之路。
最后，我要讲到2008年出版的书《从恐怖到希望：新自由主义的兴衰》这本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出版。该书提出了两个中心假设，我认为它们对研究目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管是作为经济体系还是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假设是强调要避免新自由主义思维。新自由主义试图回归18世纪所确立的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断言“自由”市场是人性的产物，植根于人性中的聚敛本能。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内涵，有几位著作家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特别的一点是，自由主义体系与垄断行为格格不入，也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的国家干预深化格格不入。
如果说自由市场假定在19世纪尚有某种实际意义，即能够为世界经济施加资本的法则，那么，到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这种自由市场假定就是一个无用的、错误的怪胎，它与事实发生着冲突。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未能指导人们提出前后一贯的经济政策。根据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做法的研究，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增加了赤字，反而因此招致了国家对经济的更大干预（这种干预往往是减少社会方面的开支，但大幅增加金融和军事开支。）
与此同时，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有的制造着贸易赤字，有的则制造着贸易顺差，由此便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失衡。显而易见，财政和贸易的失衡造成了货币失衡，并造成国际货币的大幅起落，这导致更加依赖国家干预，诱发垄断和投机游戏，如今的所谓“自由”市场实际上能够管控那些垄断和投机游戏。
书中的第二个论点涉及强权政府和法西斯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之间的关系。芝加哥大学那帮经济学家是通过智利皮诺切特政权而首次介入到现实经济世界的，这一点绝非偶然。同样，醉心于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撒切尔和里根政府在国内与工会运动发生了暴力冲突，它们竭力要摧毁“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
我们通过细致的分析，证明了在国家恐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新自由主义政策从工人那里剥夺了他们历史上曾经赢得的权利，借助国家政权的压制行为以及经济衰退中的经济压迫，当然也借助失业和绝望，大幅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我的这本《新自由主义的兴衰》论述了从1967年到1994年全球经济的衰退时期。这个问题在康德拉季耶夫这位俄罗斯经济学家的长波理论中有过阐述，我们在70年代后期与曼德尔、弗兰克、弗里曼及其他许多人重新挖掘了其中的真知灼见。
自1994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遭遇的困难正开始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内促使人们探索其他类型的政策，这也会强烈地影响到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竭力希望阻止曾导致1987年危机的那种金融部门扩张，那场危机中，美元大约贬值了40%，只得靠德国和日本采取自杀式政策，通过在世界市场上大举购买美元来防止其崩溃。因此，德日两国货币大幅升值，从而限制了其向美国出口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欧元的创立和巩固，德国成为区域货币框架的主导力量。欧洲提高了自己的利率，以强化其经济体的强势金融化操作。美国则相反，实行着一条继续贬值美元的政策，以借此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日本受到的影响最大，日元进入了一个恢复过程，要想再在美国寻找投资机会变得颇不容易，更何况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对声浪已经高涨。中心国家如今要限制资本流入，看看他们如何在整体“理论”说辞，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研究在我们国家内的帝国主义投资，中心国家曾称此为“劣质经济学”。日本经济现在只能调转枪头重回亚洲，并成为所谓“四小龙”的主要市场。
60年代末我们见到的新国际分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成了现实。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新国际分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成了现实。但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我们此前只有在逻辑上曾推断过。亚洲在出现强大的一体化趋势，这将会增加亚洲的影响力。中国至今进入美国市场是一直受到打压，还有说中国是靠了贬值的人民币。但无论如何，中国争得了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已经放弃很多的美国市场。
据宣布，在全球经济的下一轮发展中，中国经济将赢得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稳定的政治领导、大胆的改革深化、将使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尚存的市场空间，发挥好企业的经营能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为全球经济这一新阶段做出调整的一个机会。中国将成为这一新阶段的产业中心，将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得原有工业地区无法与之竞争。中国因此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出口领先国，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者。在中国快速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进程中，与生产增长相伴的应该是人口收入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币值的地位往上提高，中国将成为世界出口的目的地，尤其是将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凭借中国的巨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历史地位、文化传统、科技潜力，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对私人垄断的消除，中国将能够恢复其历史上的世界强国地位，这一霸主角色中国曾占据了千年之上。故此，新的世界格局长在势不可挡地走向“深层社会经济战略与政策的重新定义“。
2008-2010年危机：形势与结构
我们现在来分析从2008-200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阶段。世界经济在试用了新自由主义繁荣期所施加的临时解决方案后，终于跌入了危机深渊。2009年之后的危机展现了大量的证据，强烈地佐证了前面提到的拙著中的论点。我的分析即依赖于这样的证据。
1、前已提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失衡引来以一个靠公共债务支撑的庞大金融体系，债务是由永久化的财政赤字酿成的。要想让金融体系维系下去，只能靠从生产部门大举转移资源，即转到这个由国家掌握的人造金融经济部门。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这一金融成性的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根本支柱，所谓“赌场经济“植根于国家资本主义身上。
2、当前的危机证明，当代资本主义需要输入数以几十亿计的国家美元才能保证其运转。尚不清楚，社会还能在多长时间里愿意支持这项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一直将这件事掩盖了起来，知道有关失衡达到了现有体制难以容忍之时，才不得不出来进行解释。
3、当前的危机存在两个方面：它部分表明，“自由市场“人所共知的实现平衡能力实际上却失败了，事实上，它何曾有过这种能力，也永远不可能调节那些根本的经济过程。但另一方面，对”危机“进行让人印象深刻的媒体管理却能搞乱人们的头脑，使之相信强烈的国家干预和赤字是必要的，有助于金融资本的生存，有助于防止一场据说将会摧毁全人类的“体制性危机”。
4、因此，他们为应对危机所启动的机制，恰恰是那些首先造成了危机的那些同样机制。他们不是采用新自由主义王国中所缺少的政府干预和必要调控，而是出台了一些有助于实现反周期平衡的表面措施而已。
5、奥巴马总统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17000亿美元，到2013年将把财政赤字减少到大约7000亿美元，而且届时美国经济将出现较为强劲的反弹。然而，可以明显看到，建立在这些机制上的经济复苏必然是有限的和不稳定的，只会在中期加深美国和美元的危机。日本在90年代的先例对未来7-9的美国具有特别的参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1996年以来一直没法大幅降低其币值并实行了负利率政策，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恢复其经济增长。
6、同样清楚的是，虽然美国、欧洲、日本这三方要想维持最基本的经济复苏都困难重重，新兴经济体却高歌猛进，特别是因为随着社会运动的兴起和政治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在改善，使得国内市场得到拓展，这就更能支持经济增长。这一专心过程将为政治实验开辟道路，相信政治实验将变得更有创新性，从而控制长周期中新的下行阶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的周期因素却使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控制跌入无比深重的持久战危机中。
7、但愿这时，资本主义将会寻得更有效的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走到后资本主义或完全社会主义阶段。那样，就能开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基础将是全球的文明、多元、平等、民主、从而能够避免野蛮的长周期效应。长周期效应将只会让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发展到新的萧条状态。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阶段就是一种长期萧条，约为25年，从1967年到1994年看到的正是这个过程。危机揭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治理人类社会时所存在的缺陷。不过，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能保证一定会有更高的生产方式可以诞生，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进步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我们能够过渡到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
8、我们可以预期，以后的十年会是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时代，但这有赖于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意识以及政治领袖表达并融合人民诉求的能力。我以为本人写下的三部曲有助于我们从事这一项工作。我相信中国的政治先锋作用与我的理论工作密切相关，自从拙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于1992年译成中文以来，其他五本书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这足以为证。
我愿致力于跟多方合作，在新自由主义衰落的背景下，与各进步政府一起探寻替代性发展方案。同时，我致力于推进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批判，这将是更为抽象的工作，但十分必要。我希望能很快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便为这个全球革命性转型时代提供新的动力，并提供必要的时间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