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努曼•贾拉尔 博士
国际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
埃及前驻华大使
西方民主观念认为，政治合法性需通过投票选举和多党制系统获得，而这一概念近来却受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与“中国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在推销上述概念，甚至到了认为投票箱里的民主可以解决任何国家的问题，乃至是解决世界性挑战的地步。此外，甚至还有不少人相信，获取政治合法性别无他法，从而将投票民主推上了神坛，不容置疑，遑论挑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第一个对神坛上的信条提出了挑战。2010年，她出席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麦纳麦对话”国际会议，在演讲结束后回答问题时她表示，仅仅有选举并不能称为民主，选举也是不建立民主制度的唯一方式，不过是许多衡量尺度或手段之一。然而，就在美国国务卿在台上作出如上表态的同时，很多美国研究中心却在中东直至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推广这种投票箱民主。
现如今，说中东民主问题亟待解决，刻不容缓，理由有三：
其一，中东许多统治者长期执掌权柄，有些社会或政治评论家进而得出结论，中东缺少要民主的呼声。
其二，数个阿拉伯国家突发动乱，最终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三个国家推翻了长期掌权的领导人，而利比亚更是在北约军事力量协助下推翻了领导人。而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叙利亚，统治者在利用手中的军事力量屠杀自己的子民。也门局势则因其国内有部族势力情况而有所不同，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提出的危机解决倡议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和平解决危机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联合国提供的协助。
其三，选举最终把伊斯兰宗教运动送上台，导致占少数地位的自由主义者、少数民族或是宗教少数派别大为不满，并掀起暴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虽然实现了政权和平交替，但自由主义政党同宗教政党之间争端却仍然延续，血腥事件不断增多，局势仍不明朗。
接着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民主与选举能否为一个国家带来稳定、安全与繁荣？第二，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否能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进步人士带到权力巅峰？第三，合法性问题上，投票箱究竟是绝对因素，还是相对因素？
某些对所谓“阿拉伯之春”开展的研究证明，这只是相对因素。投票箱在阿拉伯世界最终投出了一些并不懂得民主真意的派别，甚至有些根本就不相信民主，这样一来，一旦掌握权力，真正建立起来的便是最可怕的独裁。例如，西斯•琼斯（Seth Jones）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2013年一月二月刊上刊文，将阿拉伯地区发生的种种事件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一团幻想”，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处理中东事务时从善如流，而不要指手画脚。此外，当期杂志上，另有谢利•伯曼（Sheri Berman）教授发表《阿拉伯之春给出何种承诺》一文，称在政治或经济发展领域，“要有所得就必须付出代价”。
这句话，在我亲眼目睹了人民遭受的种种痛苦和流血场面、在这些国家看到城市千疮百孔、经济凋敝之后，倒是觉得，对经历了所谓“阿拉伯之春”偌大灾难之后的人民而言，可以聊作宽慰之辞。但对不久之前刚刚推动了东欧剧变的大多数美欧学者来说，他们却已将这句话抛弃，想来这也毫不奇怪。
有分析家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方案倒是与此似曾相识，总是强调必须要有财政紧缩措施，而恰恰是这个药方曾给受援发展中国家的百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带来了极大困难。
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深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政治体制就是个开创性的范例，做到了提高生产力，带来了奇迹般的经济大发展，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人二十年前还饱受饥饿之苦，国家经济不发达，工业设备过时，落后于人，而现在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发展模式有几大关键点。首先就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富有创造力的战略思维。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创香港澳门赖以顺利回归祖国怀抱的一国两制原则，就是明证。
其次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共产党干部担任职务之前都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选拔与提升，这也就保证了任何人在获得例如部长之类的重要职位前，都已经受了种种历练，理论素质和实践水平都能得到保证，这便能尽量确保每个重要岗位的任职者都是精英人才。
第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尤其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根据国际国内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自己的治国哲学。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见同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李思默（Eric x Li）教授发表的《党的生命：民主之后的未来在中国启航》一文，这篇文章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分析了中共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党内主要担负这一任务的是纪检部门，负责干部的补充、教育、训练、监督及提升工作，确保广大干部正直、守纪、奉献、勤恳。尽管监管严格，腐败现象还是不可避免，甚至有些党内高级干部也腐化堕落，但一旦查实有罪，就定会受到处罚，没有例外。
整个监管流程让我们想到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这套系统肇始于孔夫子时代，用于公开选拔高级公务员，是中国古代文明最具竞争力也是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正是有了这套考试系统，中国文明才能源远流长，保持了文明的延续性和国家领土完整，从而与其他古老文明迥然有别。
习近平先生领导的新一届国家和党领导集体将面临巨大挑战，要做的工作很多，主要会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是打击蔓延猖獗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党内各级别的腐败问题。前任国务院总理已经指明了这些问题，同时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上，其他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就此公开、坦率地提出了建议。
第二是要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受波及不小。出口受到影响，前些年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就此受到削弱，而出口型经济又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基础。
第三则是要调节新出现的各阶层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个棘手问题。这两项控制不好，将危及社会稳定以及社会公平，而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政府正是依靠上述原则维持了合法性。
对第一个挑战，有几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共产党本身的复兴，其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即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共有25名委员[1] ，其中仅有5人是老领导的儿子，而剩下20人都是中下层出身，通过自己在经济行政领域的成就，从小城镇、小村庄做起，一点点积累而得到提拔。这证明了无论是谁，只要有突出成绩就会有机会。从中央领导集体到各级别领导层中，都出现了这么一种二八分成的比例，而即使是占比两成的5名前领导人后代，也是经过了严格选拔程序证明胜任这一职位的。 第二则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具有与时俱进发展理论的能力，从引入市场经济，允许民族主义资本家入党，到尊重知识，提高穷人生活水平，都是明证。
第三项可圈可点之处即双重监管责任，或者说是党政之间的制衡，举例而言，各级党组织的书记与同级最高行政官员之间互相负有监管建言之责。
第四点不得不提的就是李教授关于民主选举与腐败之间关系的惊人结论。他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将其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民主选举之上，换句话说，建立在投票箱基础上。结果发现，中国在透明国际2011年报告中名列第75位，而希腊名列第80位，印度第95位，印度尼西亚及阿根廷并列第一百位，菲律宾第125位，上述所有国家都有民主选举制度。同时，李教授还强调，共产党纪律检查部门一旦发现高级官员有不当行为，会立刻对他们作出处罚，重庆直辖市党委书记薄熙来一案尚历历在目，便是明证。同时，单2011年一年，各级党组织就有135859名干部受到查处，各依其罪，各罚其责。
关于第二项挑战，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尽管如此，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稳定在7%到8%之间。李教授认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有两大引擎，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即：第一，城市化进程，既包括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也包括把乡村本身发展成为城镇。城市化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是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量，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转折。第二，即推广学习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尤其在出口导向的制造行业更是如此。
第三项挑战则是贫富差距与东西部地区差距。中国领导层对贫困非常重视，联合国就曾赞赏中国政府在十年间使三亿人摆脱了贫困，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这项巨大工程还在继续。政府也在努力，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并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些都能扩大消费需求。
此外，中国政府也在允许各级党政干部采取自主行动、制定政策、完成预期计划目标。这一点，我称之为政绩挣来的民主合法性。对任何政府而言，对其施政目的最经典的阐述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其治下每一名个体提供国内国外的安全保障，以及确保公正。我坚信，用政绩挣来民主和合法性，要远远优于现实中贫困横行、安全缺失、公正缺位、腐败蔓延却能从投票箱中挣来民主和合法性，它更具有合理性。
谈及西部地区，中国自前任主席江泽民时代起就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前主席签署了指令，要求发达东部地区对发展中西部省份作出贡献，也允许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政策，在吸引外部投资上相互竞争。
综上所述，中国民主模式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作几点归纳：
一 、中国模式值得研究，值得关注，其经验与长处值得也能够学习。然而我相信这模式决不能简单复制，每个社会条件不同，周边环境不同，特性也不同。中国模式既是历史上十八、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演变的体现与折射，也是其自身社会历史事件与发展的结果。这也就说明，政治社会发展的科学原则有三个阶段，最优先的是任何人生物意义上的基本经济需求，其次是公民政治权利及基本自由，最后才是要求社会正义以及缩小社会阶级或地区之间的差异。当然，毋庸多言，这三个阶段肯定是相互交织的，每个阶段都在其他各个阶段有所呈现。每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是这些需求相互交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决定因素。
二 、西方世界的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并非唯一，就连西方模式也是在不同环境下演进的，同样也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当然，虽然不必全盘照搬，但研究西方模式，从中汲取营养也是同样重要的。
三 、21世纪之初，投票箱投出的合法性并非民主的唯一标准与基础。正如许多政治科学家所言，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合法性源泉模式，比如相当重要的政绩与成就挣出的合法性，又比如社会共识得出的合法性，这些也需要付诸实践。同时，社会如何获得和平发展，如何避免灾害、危机和人为暴动，也需要加以探索。
四 、政治系统中，和谐应该比投票和压制更重要，后者会衍生出一系列问题，而这也是欧盟之所以要采取这一原则的道理所在。中东国家并不了解如何实践政府治理、反对派政治或是公民权利，因此这些国家也需要发展自己的民主模式。
五 、研究中国文明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文化、哲学的发展演化始终离不开和谐、共识、共存这些概念，主导性原则始终是和谐、和解和共存。
儒家学说与佛家信仰能够共存，便是中国共存哲学的最佳表征。此外，中国能容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一神信仰并存，也是拜中国式共存理念所赐。中国人给多种哲学思想和多种政治思想共存起了个很好的比喻，也是他们处理这些事务的原则，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一直仅仅抱着阶级斗争不放，并非立于恶性冲突之上，而是立于良性竞争冲突的基础之上。这并不意味中国没有经历过残酷冲突和阶级斗争，但那些时候正好遇上反抗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或是出现了重大意识形态过失，如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 、中国对外政策并不追求以军事手段建立霸权或支配，或是出口其理论实践。中国更乐于通过商贸、投资与文化建立软实力，为此，中国发起建立了许多机制，比如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甚至根据与不同国家的关系，愿意在有争议的问题或利益上与多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合作，发展“战略关系”，开展战略合作或者战略对话，目的在于探讨共同立场，避免国际冲突与战争。这方面，用联合国宪章的句子来说，就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的惨烈战祸”。
结论
简而言之，在比较了中西方，乃至加入中东文明作为比较对象之后，我们发现在政治思想、相关背景和实践方面三者各有千秋。上述内容即为作出比较后，中国文明的一名学者对其文明、发展、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一些思考，同时也就为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提出的一些期望。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译)
[1] 此处数据有误，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而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应有7名委员。——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