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今日中国之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要了解中国的变迁，尤其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的“读懂”。10月20日，由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研究的海外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国际创新基地举行。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大，海内外掀起一股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热潮。“海外中共学”研究甚至成为一门显学。那么，百年来，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出现了哪些变化？

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就“关于海外中共党史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利用问题”、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绪形康就“世界史上的长征意义：1960—70年代日本人见解的启示”发表了主题演讲。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研究”、“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新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在“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斯图尔特·R·施拉姆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最著名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家，2012年当他去世时，《纽约时报》曾给出这样的评价性报道：“自20世纪50年代末，施拉姆穷其余生之力，把卷轶浩繁的毛泽东著作译为英语，同时对飞速变化的中国作出阐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延中回忆了他与施拉姆的交往后指出，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的，如果没有施拉姆的翻译著作，可能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就会大打折扣。施拉姆以诚实、严肃的态度面对历史，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进行了客观深入的研究，这样一种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景文表示，毛泽东研究可以说是世界范围重要的课题，美国是毛泽东研究的重镇，而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事毛泽东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之一，就是野村浩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野村浩一就把研究领域聚焦在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这个主题上。野村浩一对毛泽东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他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作出的卓越贡献。二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国革命运动相适应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采取的态度一刻也没有离开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了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晓林梳理了“海外中共学”的研究现状。她认为，从研究趋势看，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教学，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相当的影响。虽然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资料的选择或者资料的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仍然有不少受到其所处环境的限制和其所在国家一些固有观念的限制和影响，但是这些年来，视角渐趋更加客观和全面，更多从中国实际出发，更多追踪现实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有很多的亮点。过去比较关注领袖人物、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现在是多层次多视角、从更全局性角度来研究。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海外研究更加立体化。另外，海外研究非常注重新资料的运用，尤其是新公布的档案史料的发掘，在研究方法上，则比较注意多学科方法的交叉使用。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创新能力、很强的自我调试性和适应性等，成为海外学界比较关注的研究点。高晓林认为，这些海外研究有助于我们开拓国内的研究视野，弥补国内理论界的理论、研究范式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对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如何打破西方主导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建立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学术研究的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韩强认为，如何让国际社会把中国的改革发展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结合起来，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他建议，应该着眼于把党的建设成就转变为国际话语权优势，构建面向国际社会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共产党传播自身话语体系的能力。

身为“老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马奇山认为，研究中国制度，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他看来，西方学者从来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政党，所以不能用西方政党理论来简单套用。他认为，要从哲学和制度层面读懂中国共产党，就需要好好精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构造了一个对新的世界的观点和认识的方法。比如，如何看待反腐败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国外，有些学者直接将两者等同起来，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两者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