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10日，世界中国学论坛欧洲分论坛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是继2015年美国分论坛、2016年东亚分论坛之后，世界中国学论坛连续第三年在海外举行分论坛。本次欧洲分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化：新阶段、新挑战”，与刚刚闭幕的G20汉堡峰会形成了呼应。在全球化进程出现深刻变化的当下，如何看待其发展趋势及影响？中国和欧盟在共同应对全球化曲折发展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承担怎样的责任？围绕上述问题，与会者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本次欧洲分论坛汇集众多知名中欧学者。开幕式由论坛组委会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主持。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GIGA）副总裁兼亚洲研究所所长帕特里克•克尔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贝塔斯曼基金会居特斯洛总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特•德修斯先生分别代表承办方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教授、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杨慧林教授、世界贸易组织发展部顾问汉斯—彼特•维尔纳先生、“欧洲之友”政策主管沙达•伊斯拉姆女士、德国波恩大学辜学武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作大会主旨演讲。

论坛期间，来自中国、德国及其它国家50余位中外学者分别就“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趋势”、“全球不同文化对话”和“中国与国际秩序”3个方面的9大议题交换意见，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展开研讨。

全球化不可能以一种永恒的加速度发展

中国驻德使馆张军辉公使致辞。

中国驻德使馆张军辉公使代表史明德大使出席了论坛的开幕式，他在致辞中说：“本次中国学论坛欧洲分论坛以G20汉堡峰会为契机，探讨全球化对中国和欧洲的影响与挑战，契合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兼具。”张军辉指出，应客观全面地看待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全球化的受益者既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也包括抓住全球化机遇、对全球化采取开放态度的新兴经济体，一些国家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全球化给我们带来利益与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全球化进程中，社会财富和全球化红利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群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甚至出现富国与穷国、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差距扩大的趋势，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低迷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群体和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为此，要赋予全球化新的内涵，使其朝着普惠包容公平的方向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逆转和终结。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全球化不可能以一种永恒的加速度发展，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全球化推进的速度，时快时慢才是全球化的常态。中国与欧洲同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立场。中欧双方应共同推动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推进G20的制度化建设；共同致力于G20发展合作，推动普惠包容公平的新型全球化建设，让所有国家和群体共享全球化红利；共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促进货币体系多元化，改变美元独大的不合理局面，努力构建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国际货币制度；作为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和欧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应在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加强合作，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德国波恩大学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安德拉·伊诺塔指出，过去20年，在快速经济增长的支持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一个“新的质量”水平，加之新的通信技术得到应用，全球化成了主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经济全球化拓展到生产要素的各个领域，当然各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差别甚大。资本流动实现了充分的全球化，尽管其利弊得失见仁见智；技术流动的自由化则主要取决于新技术所有者的主观意愿。此外，商品和服务实现了部分自由化，在欧盟能够充分地自由流动，在大批双边贸易协定覆盖的地区则可部分地自由流动。相比之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面临巨大障碍，既有心理上的障碍，又有技能类型方面的障碍，也受制于有关行政限制。如果说资本的全球化几乎达到了100%的程度，则流动到国外的人口仅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二者间的反差在今后几十年恐怕难以消除。

“中国道路”成功的逻辑是什么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作主旨发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认为，“中国学”研究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迁有关，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学”研究范围大大超越传统“汉学”，它不仅要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汲取养料，而且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现实。在发言中，王战提出了三个未有共识的“中国学”问题：一是东西方文明差异之谜，二是东西方的历史大分流之谜，三是“中国道路”之谜。为什么中国只用了短短的60余年的时间，就能实现经济起飞，完成了13亿人口的工业化，并进入世界经济的前列？这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有关。中国道路是在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国情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独特性。但同时，中国道路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逻辑可以用“长周期理论”解释。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历史进程中，存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规律——其每隔五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各国应对危机有三条出路：一是进行海外殖民或海外投资与贸易扩展海外市场；二是进行技术创新，自身消化和克服危机；三是缺乏前两种能力而通过革命解决危机。中国在1949年前处于第三类情况，被迫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走上历史舞台，是历史的选择。二战之后，世界已经建立以联合国为主的和平体系，国家的发展不可能以殖民扩张的方式进行，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但那时我们只是融入以苏联为首的全球化进程。1979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有数据表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从1980年到199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是250亿美元；现在，仅2016年一年，中国吸引外资总量就高达139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从吸引外资为主，向“请进来”和“走出去”并举转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创纪录地达到近2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简言之，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是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发展，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成就。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可能逐步地改变欧亚大陆并因此改变世界格局。欧洲是否可能克服困难，抓住“一带一路”所提供的巨大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欧洲重新定位自己。事实上，欧洲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欧洲无法以某种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那么欧洲将作为江河日下的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继续在衰退的道路上下滑；如果欧洲决断性地调整方向，开始面向发展中世界，那么将成为正在增长而不是衰退的世界的一部分。

中美都是全球化的赢家，为何美国老觉得吃亏

德国波恩大学辜学武教授作主旨发言。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辜学武在发言中指出，美国并不像其声称的那样是全球化的“输家”。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于2017年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该报告承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美国的确获利不少。比如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在2015年达到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另外美国也因为中国入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海外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15年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高达480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802%。中美建交时，双方的贸易额不到25亿美元，而到2015年时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额高达5583.9亿美元。但美国为何不愿继续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辜学武认为，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里面的所谓“相对利润”理论。所谓“相对利润”是一个国家在从事国际合作时获得的利润与它国合作时所获得的利润之比。这个“相对利润”越大，合作的动机就越强；反之就越小。即使合作能产生“双赢”局面，但如果这种“利润”只是一种“绝对利润”，即合作所获得的利润与自己合作前状况之比，而且这个“利润”又小于合作伙伴的“相对利润”，那么国家一般就不愿继续进行合作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目前就是这种“亏”了的心态。华盛顿的精英们当然知道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觉得中国比美国赢得更多。虽然中美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他们觉得美国赢利只是“绝对利润”，而中国赢的是“相对利润”，这个不平衡的心理才是美国不愿意继续主导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科学院普利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卢科宁认为，目前尚不能毫不含糊地断言“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大举推进。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新的全球化，也可换言之，这是一种再全球化。有时候，区域主义在抗拒全球化，但区域主义终究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进程。诚然，存在着不少极端的形式，如被抛弃的国家、经济的障碍，等等。但总体而言，区域主义是迈向全球化新水平的一个台阶，它有助于在区域层面强化经济的相互依存。虽然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机制，但这种伙伴关系机制可能会以一种新的一体化形式重新出现。就此而言，区域主义的发展增加了对中国领导地位的需求。面对这种需求，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加以回应。这也是一个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连接点。

中国和欧洲开始从事“共同的事业”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作主旨发言。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空前复杂多变，不安全、不确定因素增多。令人欣慰的是，中欧关系相对稳定，交流与合作持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中国在欧洲国家的受重视度明显提高，而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也在上升。面向未来，中欧双方已商定了不少合作蓝图。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和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中欧将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的指引下，共同实现双方发展战略对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同欧洲发展战略对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同欧洲投资计划对接、中国—中东欧合作同中欧整体合作对接以及全面执行《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通过这些发展战略对接和合作规划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各种创新合作，中欧要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些共识和协议令人鼓舞，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并在落实中进一步拓展共识和合作领域，达到良性循环。当然，在肯定中欧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共赢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以及发展阶段和处境的差别，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利益存在差异和分歧。如何管控好分歧，不断地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切实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确保中欧关系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古斯塔夫·盖拉茨教授认为，由美国领导的后冷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面临挑战，挑战的力量来自于国际体系中的实力转型和实力扩散。为此，需要着重考察欧盟和中国在重塑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即在重塑世界秩序的努力中，欧盟和中国应当如何协作才能保证世界秩序更加和平、更加进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研究员从“一带一路”与中欧关系的角度予以了阐述。“一带一路”的东端链接中国，而西端链接的是欧洲。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先后称富于世，相互吸引。这种吸引力曾经强大到可以让人克服千难万险，跋山涉水，去寻找对方。就像历史上有过“西学东渐”也有过“东学西渐”一样，古丝绸之路的动力从来都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历史上，欧洲曾经多次制定东向战略。最近一次是欧盟在1994年制定了“欧盟对亚洲新战略”，此后又于1996年开始大力支持并参与“亚欧会议”。欧盟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软性”的机制性链接，通过多重机制对接，传播“欧盟模式”。中国“一带一路”提出的主要方式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一个立体和虚实结合的建构，其中民心相通是关键，也是难点。欧洲经验告诉我们，民心相通的基础是从事共同的事业，例如建立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目前，中国和欧洲也开始在从事共同的事业，例如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很多领域里发展合作的机制。习近平主席说，当我们开始共同寻找和建设共同利益时，我们的命运就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一带一路”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建设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