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2014年4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一部大热的美剧《纸牌屋》让世人窥见了美式民主光鲜外表背后的尔虞我诈、乌烟瘴气。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西方民主的失望情绪也日益加深。在西方国家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联系在一起；在非西方地区，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带来的是动乱和冲突。

西方民主模式在当今世界何以遭遇困境？就相关问题，记者于3月28日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

西方民主模式有三大“基因缺陷”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西方民主模式推行的情况如何？

张维为：冷战时代结束后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宗教传教士的热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20多年过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绩单几乎乏善可陈，倒是坚决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迅速崛起。

我多次讲过一个观点：一个非西方国家，如果采用了今天的西方民主模式，基本上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从希望到失望，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另一种是从希望到绝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

由于多数西方国家仍然享有早先积累的财富和国际秩序中的一些特权，如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些国家目前还没有陷入从希望到绝望的境地，但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失望。根据美国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

如果西方国家还是拒绝改革，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估计还会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西方民主模式最大的冲击恰恰来自民主的心脏地带。美国似乎已经成了政治僵局的代名词，痴迷党派之争、金钱选举，原本被视为民主范例的体制最近几年却变得过时而无用。您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出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张维为：西方民主模式的最大问题是它的三个基本假设出了问题。这三个假设可以概括为：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假设现在看来更像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所谓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随着新兴媒体的崛起，在民粹主义煽动下，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往往更容易占上风。

“权利是绝对的”，就是权利与义务本来应该是平衡的，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观点，但在西方模式中，权利绝对化已成为主流。美国两党把自己的权利放在美国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互相否决，连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是历史终结的福山都看不下去，称之为“否决政治”。美国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结果导致了各种权利的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以及社会责任的缺乏。

“程序是万能的”则导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游戏化：民主已经被简化为竞选程序，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被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演艺表演。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西方所谓“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游戏民主”似乎越来越玩不转。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理念。

坦率地说，今天多数国家实行的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如西方许多国家那样，他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这种情况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祖上没有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被宠坏的孩子，则无药可救。

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有无数的前车之鉴，但一些国家仍然把西方民主模式作为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甚至有人说，社会动荡和骚乱是“短痛”，是走向“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摆脱“西方民主陷阱”？

张维为：埃及革命爆发不久，我和福山先生在上海有过一场辩论，他认为中国也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我说不仅中国不会，而且“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时间证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去过埃及四次，走访过十来个阿拉伯国家。埃及的问题不是西方人描述的什么“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实际上埃及的问题是人口爆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这些问题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会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埃及现在正陷入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模式普遍经历的那种恶性循环：普选产生民粹主义领袖，但他们搞不好经济，然后军队发动政变，但军队也改善不了民生，人民就再一次地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如果说“阿拉伯之春”寄托着一些西方势力扳倒中国的期望，那么“颜色革命”则更是西方势力企图颠覆中国政体的样板，因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某种意义上与中国的可比性比阿拉伯国家大得多。但是西方势力还是打错了算盘，“颜色革命”失败得如此之快，连西方很多人都感到脸上无光。

以乌克兰为例，2004年乌克兰爆发所谓的“橙色革命”，背后是欧美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所谓的“公民社会”输送了大量资金，然后又通过外交和舆论施加压力，最后亲西方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上台执政，引来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但好景不长，随着通货膨胀、经济凋敝、腐败激增，当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亚努科维奇又卷土重来，以微弱多数获得了2010年大选的胜利。乌克兰主流民意对“颜色革命”也从“希望”转为“失望”：美国皮尤中心2009年在乌克兰所做的民调表明，乌克兰人中仅有30%支持“民主”，比1991年时低了整整42个百分点。2014年西方又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基辅成了血腥的战场，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这对西方民主模式是多么大的讽刺？现在克里米亚已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早已是国库空空，甚至可能导致美俄冷战等世界性危机。

我们不妨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好，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团结、改善人民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这些经历了所谓“革命”的国家，那么它们都是彻头彻尾的不及格。这些国家的政局不是更稳定了，而是更动荡了；人民不是更团结了，而是更分裂了；老百姓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因为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

这些所谓的“革命”先后失败有多种原因，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至少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而西方民主模式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的一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也非常之慢，这种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陷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种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和欧洲似乎正在失去榜样的魅力和推广民主的胃口。您认为，世界能否走出西方民主的迷思？

张维为：西方民主的光环确实在迅速褪色，但我们要注意，西方民主模式尽管遭遇重大挫折，但西方民主话语的红利还没有耗尽，美国还可以继续唱“空城计”，还可以忽悠一大批糊涂人。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与专制”范式还是被不少人接受，尽管这个范式漏洞百出，根本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民主几乎成了宗教，背后还有一大批既得利益者，靠在世界上煽风点火、搞“颜色革命”为生，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力量的破坏作用，包括对中国的破坏作用。

但是，历史大势不可逆转，除非西方走出自己模式的迷思，否则西方总体实力还将继续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利时2011年曾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之后比利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总体上已经走出了这个迷思，这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都将是深远的。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才可能真正成功。

坦率地说，美国1965年开始搞“一人一票”，中国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竞争。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胜出，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