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石剑峰

2004年，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由上海社科院举办，在此之后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依托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举办，上海社科院前天正式成立 “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所成立当天，上海社科院还举办了“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傅高义、沈大伟、郑永年等一批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与会，傅高义、沈大伟等学者梳理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脉络，郑永年等学者则更加关注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

帮助美国了解中国变化

据“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梅俊杰介绍，该新组建研究所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通过跟踪海内外有关中国学方面的报刊、书籍、智库研究报告、会议动态等，使我们大致能够把握世界范围内中国学的动态。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通过再研究能够获得一些对于我们现实有一定意义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研究所将定期发布海外中国研究的年度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何培忠介绍说，现在海外每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有上千部，每年发表的有关中国的研究论文有数万篇，30多年前海外研究中国的机构主要集中在部分国家个别大学，而现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有了涉及中国的课程，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研究机构，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人员。“每天都有各种语言，各种文字在谈论中国，描述中国。”何培忠说，这也意味着，他们如何描述中国，将影响各国对话政策。前天论坛上第一个做主题讲演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就说，他做邓小平研究就是“帮助美国人多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海外中国学研究到底经过了哪些变化，它与中国社会又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呢？来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去年底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得到广泛关注，沈大伟认为，目前海外研究中国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其他地区基本没有当代问题研究，只有零星分散的一些机构开始关注中国。沈大伟还把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划分了五代，而他把自己划为第三代，“第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文革’，第二代是‘文革’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第三代是改革开放到1989年；第四代是整个1990年代；第五代是2000年至今。”

沈大伟介绍说，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比如傅高义他们没有办法来到中国，他们从中国香港和台湾研究中国大陆，从报纸、中央政府资料、美国的情报等渠道了解中国。到了第二代，西方学者还是没有办法到大陆来，但来到香港的大陆人越来越多，通过这些人了解中国。到现在，海外“文革”研究已经是研究中国“文革”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沈大伟自己是1980年代初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有机会去看地方，坐火车，跟老百姓见面，还有跟干部交流。”他们关心的议题包括中国的社会团体情况，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国的地方组织。到了1990年代，这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情况，以及整个社会改革变化。据沈大伟介绍，到了第五代，学者研究很多复杂的题目，包括中央政府执政能力问题，还有社会公共产品、西部开发，以及和谐社会、中国模式等。

从沈大伟对美国中国研究的断代介绍也可以看到，美国中国学所关心的是中国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极大影响了其他国家中国研究的内容。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所长季塔连科则介绍了俄罗斯和苏联对中国研究的300年传统，他说，俄罗斯的汉学中国学大概从1711年开始，18世纪是学习中国的阶段，很多人开始学习汉语。“俄罗斯研究中国是综合性的研究，历史、经济、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我们的汉学界有这样的共识，认识过去可以了解现在，深刻认识现在可以比较正确地预测未来。”

中国下一步：继续改革开放

上周六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暨“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不只是介绍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现状和历史，结合正在召开的“十八大”，多位与会学者在会上更多谈到自己对中国未来改革的看法。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就在会上说，“我个人看法是，现在中国也是受邓小平的影响，‘十八大’以后继续改革开放，我是这样的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的主题演讲学者之一，他在当日的讲演中谈到了中国政治传统的现状，“一方面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还是很少，另外一方面，执政党也在加快内部多元主义的步伐，开放性越来越大。执政党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可能发展出一党主导下开放性体制。”

除了前天在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当天的演讲，郑永年昨天还在社科院做了一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演讲，他在讲演中谈到了中国目前面临的改革迫切性，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如何培育庞大的中产阶层。

郑永年谈到，中国下一步改革更重要，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转型时刻，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内需消费社会。但在目前情况下，消费社会建立还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基础，医疗、教育、住房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建立消费社会的，所以人们就算有了积累也不愿意消费。”在郑永年看来，下一步的改革要培育中产阶层，而培育中产阶层其实就是要重建“社会”。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中产阶层过小的产物。“社会本身不能产生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现代社会的稳定主要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存在庞大中产阶层。而全面小康社会本质上讲就是中产阶层观。”

不过，郑永年认为，中国离全面小康社会还比较遥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改革的缓慢，缺少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脱离贫穷。市场经济可以创造中产阶层，但市场不存在保护中产阶层的机制。中国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而是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很多社会服务都需要政府大量投入比如教育、医疗、住房等，但这些领域却在中国成为暴富领域，“任何一个社会，这几个领域都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

除了重建社会，郑永年认为，培育中产阶层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劳动工资，“二次分配需要改善，但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很容易走上杀富济贫道路，提高劳动者工资是一次分配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的状况是，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促成了中国三十多年的优势，这种优势的极致不能实现转型；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发展。”在他看来，廉价劳动力使企业没有动力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长远看阻碍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亚洲四小龙每10年产业升级一次，中国大陆则没有。”

中国下一步改革，郑永年的结论是，“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要区分开来，社会领域改革不是分蛋糕，而是为经济领域创造条件。培育中产阶层就要继续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就要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要保护社会，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保持繁荣稳定，发展出可持续的自主性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