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中国学者能更关注自己的研究在国外的传播，而国外学者则要努力让自己的研究进入中国。”昨天（11月10日），在“中国发展与中国学研讨会”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刚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了新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的沈大伟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西方学者从1949年解放后至今的对新中国各个时期的研究，分享了五代中国观察家们的研究重点和方法，他同时提出，“希望中西方学者能共同研究一个话题” 。

沈大伟是当今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他执笔的封面文章《繁荣之路》。闪耀的红五星占据封面大部分空间，五角星肩头印有“中国”两个汉字，下方写了这样一句话：尽管走过一条漫长、曲折、有时痛苦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昂首挺立。

专攻中国1949年后国内政治、外交、国家安全政策研究的沈大伟介绍，海外的中国研究有三个世纪的历史，目前在西方较为发达，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时时影响着国际学者的研究，从冷战时期的封闭国策到改革开放后中国 “走出去”政策，在沈大伟眼中，“中国共产党执政60余年的表现相当不错”。

沈大伟表示，美国研究者习惯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分为五代，历经从间接资料到身临其境掌握一手资料的转变，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第一代研究者从1949年至1965年，由于美苏冷战的影响，海外学者没有机会亲临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信息就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样本。当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中央报纸以及公开发表的各类文件，广州《南方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地方报纸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中国广播以及美国的情报也是来源。而西方学者们对于东方新兴的红色政权，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如何组成，如何受苏联影响而又保持独立。比如，外语教育只有俄语一种，甚至连课本都源自苏联，而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地方群众有何影响。

此外，“三反五反”、“大跃进”等社会运动、马列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

第二代学者从1966年至1978年，文革时期的社会动荡依然没有给美国学者亲临中国交流、研究的机会。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的“派系”、“红卫兵”等成为了他们的研究重点。

第三代学者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使得西方学者终于有机会踏上中国大陆，留学、访问、研究，甚至西方学者有机会与中央、地方的干部交流，研究党中央的决策。“以前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中央领导小组的存在，”沈大伟幽默地传达着当时研究者们的欣喜。1979年，如今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傅高义就是作为第一批海外留学生进入中国学习，沈大伟自1982年进入中国学习国际政治，足迹遍布复旦、北大、南开等大学。

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升。

第四代聚焦于199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而当时恰逢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概念传入美国，为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支点。

在此阶段，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之后一系列改革开放是西方学者研究的要点，此外，中共党史也首次成为海外学者的关注对象。

第五代从2000年至今，中国社会多元化的态势使得海外的研究也有了各个不同的方向。综合而言，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改革、西部开发、“和谐社会”、老百姓关心的医疗等民生问题、中国“走出去”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都成为了海外研究中国学的热点之一。

沈大伟教授表示，目前，海外第五代的研究者们对中国社会兴趣浓厚，队伍也日益壮大。然而，在世界学术范围内，中国的声音还不够大。他建议中国学者应该“走出去”，多用英文发表文章，多与外国学者交流。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的成立如同架起一座桥梁，为海内外学者们的研究交流提供了机会。“如果中外学者能够共同研究一个话题，那么彼此间的交流会更深入，而不是两条平行线在推进。”

撰文/文汇报见习记者 周渊    记者吴宇桢